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,无数机构为躲避战乱、守护生命而辗转迁徙,浙江慈幼院便是其中之一。这家以庇护难童为使命的机构,在动荡时局中留下了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印记。

浙江慈幼院全称为“两浙盐务管理局慈幼院”,由浙东、浙西盐务管理局联合设立,是抗战时期浙江地区专门救助难童的重要机构。其总院选址于龙泉金沙寺,同时在天台高明寺设有分院,救助对象明确为浙江战区4至18岁的难童,为流离失所的少年儿童提供一处暂时的安身之所。

松溪县委史志室工作人员王思花介绍道:“1942年夏秋之交,侵华日寇向浙东地区发动进攻,战火蔓延使得原本相对安定的区域陷入危机。为保护机构人员与收留的难童、师生安全,浙江慈幼院与同期在浙的教育机构一道疏散至福建松溪。”

7月中旬,全院三百余名教职员、难童与保育人员踏上迁徙之路。盐局总局派汽车将他们分批送至竹口,随后换乘竹筏沿溪而下。时值酷暑,骄阳似火,年幼的儿童与患病者需人背扶前行,汗水浸透衣衫,疲惫与炎热交织,一路艰辛难以言表。7月17日,第一批人员终于抵达松溪张屯的龙居寺,随后其他人员陆续赶到,这座山间古刹暂时成为难童们的庇护所。

龙居寺旁的暗溪,山泉凛冽刺骨。大暑时节,院童们到溪中洗澡,常因寒气侵袭引发感冒。更令人忧心的是,每日食用的公粮糙米粗硬难消化,加之寺庙卫生条件简陋,痢疾悄然蔓延。短短数月间,数十名儿童因药品短缺、病情恶化相继病逝。祸不单行,张屯村渡船头发生的杀人抢劫案让本就惶恐的师生更添不安。龙居寺院部孤立于村外,税警力量有限,教师们日夜提心吊胆。1943年元宵节半夜,天边突然浓烟滚滚,众人以为匪患来袭,一场虚惊后才知是城关失火。接连的惊吓让师生们再无安心上课的心境,迁院的呼声日益高涨。

“那段时间,对于慈幼院的师生来说,真是充满了苦难和恐惧。疾病、安全问题不断困扰着他们,他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更安全、更稳定的环境。”王思花感慨地说,“1943年初,松溪县政府出于安全考虑,将城郊东岳庙借给慈幼院,并召集士绅调拨旧瓦片与木料修缮院舍。春节过后,全院师生迁入新址,中断的教学得以恢复。8月5日,天台慈幼院百余名师生前来合并,规模进一步扩大。同时,慈幼院实行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,院童所需物品均由院部统一提供,文娱活动设备之齐全,远超松溪县内的中小学。”在此期间,文艺宣传活动蓬勃开展,儿童歌咏队训练有素,在全县中小学歌咏比赛中屡获第一,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山乡,成为抗日宣传的生动载体。

“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,慈幼院师生欢呼雀跃,纷纷加入街头游行的队伍,泪水与欢笑交织。各地光复后,院童们陆续写信打探亲人消息,不久便有家长远道而来接子女回家,久别重逢的场景不断上演。”即使如今东岳庙已不存在,王思花诉说着过往历史,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。

同年9月,因经费短缺,浙江盐务局将慈幼院移交给福建省赈济会,1946年1月,慈幼院终因经费枯竭停办,教职员工被遣散。3月18日,70名年纪较大的院童被护送回浙江原籍,35名无家可归的幼童则被送往福州模范儿童教养院。岁月流转,丁全兴等七名院童后来重返松溪,在此成家立业,将根扎在这片曾庇护过他们的土地……

据史料记载,在抗战岁月中,除浙江慈幼院落脚于张屯的龙居寺外,还有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往松溪县大布的罗汉寺,湘湖师范分部迁至旧县留洋的中峰寺,三家机构虽性质不同,但在战火中选择相邻区域安顿,既为各自的教学、救助工作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,也在特殊时期形成了相互守望的局面,为当地留下了一段特殊的抗战时期文化与社会记忆。（林云洁 真魏皓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