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一剑，初出茅庐

大观三年（1109年），25岁的陈戬考中进士，初任怀州司理（主管狱讼刑罚）。当时属县押解来一名“人犯”，称是被抓获的盗贼。属县县尉仗着家族势力，要挟陈戬一定按照他的意思定罪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陈戬不肯顺水推舟办“葫芦案”。他仔细审阅案卷，认真复核证据，最终发现所列罪行均是诬告，当庭释放“人犯”。郡守知道后赞赏陈戬“慎独”，把许多疑难要案都交他查办。

陈戬的名气很快传开了。时任宣抚五路使宦官童贯听说后，多次召见他。但陈戬厌恶童贯目无章法、横行霸道，屡屡称病不出。有好心人劝陈戬至少会见使者一面，以免招来祸害，陈戬断然拒绝。

靖康初（1126年），汴京沦陷，张邦昌被立为楚帝后，命左郎官李健带着他的亲笔信，劝说江淮荆浙制置转运使翁彦国归附。李健知道陈戬是翁彦国的外甥婿，便强邀陈戬一同前往。陈戬表面上同意，一到翁彦国家，便劝说翁彦国书写檄文，谴责张邦昌的卖国罪行。

狭路相逢，勇于亮剑

宋高宗即位后，陈戬任监察御史。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他随驾巡视江浙各地。当时，御前将军范琼驻守南昌，拥兵自重，不听朝廷调遣。陈戬主动请缨，不带侍卫，单车前往范营劝说。到了营前，只见范军列阵以待，刀斧手在阵前杀人恫吓。陈戬神色自若，下车徒步穿过军阵。走进中军大帐，他劝说范琼：“现在天下稍稍平定，百姓嗷嗷待哺，你不为朝廷效力，不思生民疾苦，此身何属，此心何忍？”经过一夜的劝说，范琼醒悟，引兵跟随陈戬去请罪。

同年，金军南下，陈戬随高宗御驾亲征。战船上，高宗问陈戬，金人为什么势如破竹？陈戬回答：“守令非人，或贿赂败官，或庸懦失职，或贪功生事”。陈戬认为宋朝将帅贪庸而致军队腐败，应及时改革军制，申严纪律，高宗欣然采纳，创立“神武五军”。

任给事中时，陈戬上疏直言南宋朝廷有“五失”：宰相和执政官对违法乱纪迁就纵容；有的权贵“宠任将臣”，搞“师师徒徒”的门生圈子；谏官“结交权倖、毛举细务以塞责”；郡守其身不正，知法犯法；“内侍之权渐盛，交结将帅”。陈戬奏请高宗从整肃吏治开始。高宗收到奏疏后在朝堂上宣读，许多官吏听后心怀忐忑，上章待罪。

一剑之任，力治明泉

明州（今宁波）、泉州是南宋两大港口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有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之盛景。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，明州港遭战火焚毁。继任的郡守畏懦姑息，用赈灾的钱买酒买肉讨好官兵，以致岁入不继，民怨四起。

陈戬临危受命权知明州。到任后，他巡察州县各部，严惩腐败官吏，节度钱款，赏罚分明。同时，屯兵防御海盗，修复商路，梳理交易秩序。次年，高丽的商船就带着商品重新回到明州港。

同期，朝廷向泉州下达“招徕蕃商、课额增羡”的命令，但一年内连换林之平、林纯等几名知州，都没达到理想效果。绍兴二年（1132年）十月，陈戬受命改任泉州知州，兼福建路兵马钤辖。陈戬勤谨用事，把泉州治理得井然有序，受到民众拥戴，高宗特意下旨表彰。

晚年，陈戬因病返乡，在家期间修订《陈氏十四条族规》，列出“为族房者，须公正自持”“子孙须立品为人”“遇曲直不平事务，不得徇私受贿”等“子孙戒”。

陈戬去世后，后人在湛卢山上建“陈戬祠”纪念他。陈戬祠与欧冶祠遥遥相望，剑气轩昂，遗香至今。